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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梵净山等30处名胜竞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

  原来整整三十年前,香港女作家黄碧云谈过金庸作品。咳,应该说是骂,不是谈。

  她论《书剑恩仇录》,说“陈家洛悲壮的‘牺牲’儿女情亦是庸俗的‘男儿’、‘英雄’感性。也因为这段恋情的陈腔滥调,加上才子的文章,恋情使大众很安心,成为佳话。因为现实从来没有这样简单”。她又说,“《书剑》亦暴露了作者/读者的‘大汉’心态,整体故事的前提是‘反清复明’,‘汉’是‘忠’的,而‘满’是奸的。这种忠奸分明的种族观,不过是幼稚狂热的狭隘爱国主义”。她再说,“《书剑》亦是封建伦理观的拥护者,君臣之义,父母之恩,手足之情,全然受到推崇……我无法明白小说人物及观众竟可以接受这样的人生秩序……金庸小说鼓吹的封建意识,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”。

  《书剑恩仇录》书封

  她说这点,说那点,黄碧云是如此的不悦与不爽。

  我不知道黄碧云其后有无改变想法,只记得当时阅后打从心底冒起连串问号:真的吗?真的如此简单便可打动一代又一代的华文读者?《书剑》的故事,以至金庸作品的其他故事,真的可用如此忠奸分明的逻辑分析到底、一棒打尽?当金庸写满汉和君臣和父母和手足和男女,真的想说的就是这些?而就算作者本来想说这些,读到读者眼里,真的只会跟随作者之愿而拍掌叫好?抑或,读者另有“阅读快感”之源,并正跟黄碧云眼中所见的彻底颠倒?

  至少我是这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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